这两天出差，上不了网，趁机做了几件想做却拖延很久的事情（断网真好）。其中一件，就是重读了林语堂著的《苏东坡传》。此书我以前读过，这次重读有全新的感受。我由衷地感叹：生娃，还是生两个好啊。
插图：林语堂著《苏东坡传》（图片来源：http://amazon.cn）
苏轼，中国千年文明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和通才。他的诗文、书法、绘画皆是具有开创性的传世精品；这还不够，他还做了大官，最高做到了正部级，即大宋国文化部、教育部、外交部部长，当时叫做礼部尚书（想想哀怨的陶渊明和李白吧）；这还没完，他还是个科研工作者，是个食品加工专家（东坡肘子）和水利专家（西湖苏堤）。上面这些成就，随便拿出一样来就能流芳百世，而这位神人居然一锅全端走了。纵观地球人类文明史，恐怕牛顿都会自惭形秽，大概只有达芬奇能与之媲美了。
一说起苏东坡，我就会忆起高中的语文老师。上大学之前，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人非他莫属。高一的那一年，他开了个系列讲座，每周用一节课讲一首中外名诗，主题为“名诗鉴赏”，讲了整整一年；高二，主题变成了“苏轼小研究”，又讲了整整一年。现在看来，讲座颇似后来红遍全国的“百家讲坛”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这无疑是新奇的。如果有人看我有半丝半缕文艺青年的味道，那都是从这位老师那里沾染来的。对苏轼的喜爱，也完全是受他的影响。
《苏东坡传》，据说是林语堂最为得意的作品，讲述了苏轼神奇的一生。以前我读过，印象深刻的是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。如今又读来，心境大为不同，因为我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苏轼的父亲苏洵，最有名的不是《六国论》，而是他上学上得晚，直到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，这让三十多岁还在求学的我倍感欣慰。苏轼有个亲弟弟苏辙。单说这位弟弟，虽然略逊于他哥哥，但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，做官也做到了大宋国人事部部长（吏部尚书）和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。兄弟俩感情极深。比如说，苏辙从小道消息得知哥哥犯了事儿后，苏辙可以逃跑，也可以想办法跟哥哥撇清关系，但是苏辙的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迅速通知苏轼做好准备，并且向朝廷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官位换取哥哥一命。苏轼担心自己可能性命不保的时候，把全家都托付给了苏辙照看。苏轼写的中秋千古绝唱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就是写给弟弟苏辙的（“作此篇，兼怀子由”）。苏轼跟谁“千里共婵娟”？跟他弟弟。
我这一代独生子女，生来就被剥夺了拥有兄弟姐妹的权利，没有切身经验来体验什么叫“情同手足”。这是时代的悲剧，也是我们一生的遗憾。如今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松动，我们的下一代有了这种条件。作为父母，不喜欢也就算了；如果喜欢孩子，却因为贪图自己一时的享乐，担心养两个孩子太辛苦，而让悲剧和遗憾在下一代身上重演，那恐怕将来是会后悔的。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就算运气好，陪在我们身边的恐怕只有配偶，孩子们会外出追寻他们自己的生活；如今我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，就像苏轼和苏辙，他们可以相伴一生，即使作为父母的我们去世之后，他们仍然有个真正的亲人活着世上，运气好的话，亲人还可以是好朋友，千里共婵娟。他们真幸福。
所以，男孩也好，女孩也好，能生俩的，还是生俩吧。我的亲身经历证明，其实养两个娃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。
插图：我家的小哥俩
下面是我对《苏东坡传》一些精彩章节的摘录。
苏轼嘲笑王安石的时候，就像个天真的孩子：
苏东坡喜用“反证论法”。中文里有一个“鸠”字，是“九”“鸟”合成。显然“九”字是表音。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，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。一天，苏东坡和他闲谈时，忽然问王安石：“可是，为什么‘鸠’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？”王安石语塞。苏东坡说：“我能告诉你为什么。诗经上有：‘鸣鸠在桑，其子七兮。’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，不是九个吗？”
“波”字是由“水”加“皮”而成，皮此一偏旁表音。这个“波”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，他说“波”者“水”之“皮”也。一天苏东坡遇见他，向他戏谑道：“‘波’若是‘水’之‘皮’，则‘滑’就是‘水’之‘骨’了。”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。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，像“富”字一例，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。
—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
下面这句话，曾经让我茅塞顿开，明白了自幼从教科书、报纸、电视上等各种渠道得知的，跟生活经验为何有很多矛盾：
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，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，使神宗不明真相，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，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，那种巧立名目，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。那时，也和现在一样，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，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。
—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
如今的政府，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？
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，是好政府必然是“广开言路”，而坏政府则不然。
— 第八章 拗相公
好一个双方各得其所！
两个月之后，忠厚长者老臣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，临去警告说，在任何政治斗争中，正人君子必败，而小人必占上风，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，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，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，好人去位，坏人得权。
— 第八章 拗相公
作为父亲，苏轼对于子女成长的态度是十分豁达的，他不希望孩子有多聪明，只愿平平安安就好了：
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，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。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“责子诗”，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，自己何必多管，他说：“天意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”苏东坡说：“子还可责同元亮，妻却差贤胜敬通。”敬通为东汉学者。
在元丰六年（一0八三），朝云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遁儿。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，苏东坡写诗一首，用以自嘲： 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